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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逐鹿记
作者:梧桐疏影 ,更新时间:2008-12-4 13:41:00,完成字数:46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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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先生有“山东豪杰”之说,而山东豪杰实可分为黎阳、瓦岗寨及豆子卤亢、高鸡泊两大集团。豆子卤亢、高鸡泊集团的胡化性更强,在新的君主的选择上,他们提出了“刘氏主吉”,这刘氏指的是勇猛善战的改汉姓的胡人或胡化汉人,这是北朝以来民族迁徙的结果。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一直未纳入关陇集团的系统中,但刘氏入图谶,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新的地区胡化开始之时。

  [关键词]山东豪杰;刘氏主吉;唐代政治文化

  隋末唐初,神州板荡,逐鹿群雄各树旗帜,称王号帝。但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只有李、刘二氏。“李氏将兴”与“刘氏主吉”,不仅代表了关陇与山东两种势力,而且也反映了两种种族文化。“李氏将兴”,最终导致了唐帝登九五,君临天下;1“刘氏主吉”,在刘黑闼平定后,对唐代政治文化仍有影响,其余波持续到安史乱后。本文试从“刘氏主吉”这一角度,探讨武德年间河北、山东之乱,分析山东豪杰与唐代政治的关系。

  一“刘氏为主吉”

  瓦岗寨(黎阳)系统的山东豪杰信奉“李氏将兴”,接纳关陇贵族为其领导。李世民改变了关陇与山东联盟中山东豪杰为主的局面,建立了关陇为主,山东豪杰为用的新联盟,以之统一中原,夺取帝位,并建立了贞观武功。同是山东集团,高鸡泊系统的豪杰写下了与之截然不同的历史。

  豆子卤亢、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是一胡化更强的集团,这一集团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图谶——刘氏主吉。《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略云:

  会高祖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将赴长安,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杨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雠,实亦耻见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复谋反叛。卜以刘氏为主吉,共往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告之,且请。雅曰:“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众怒,杀雅而去。范愿曰:“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吾久常闻刘氏当有王者,今举大事,欲收夏王之众,非其人莫可。”遂往诣黑闼,以告其意。黑闼大悦,杀牛会众,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贝州刺史戴元详、魏州刺史权威合兵击之,并为黑闼所败,元详及威皆没于阵。黑闼尽收其器械及余众千余人,于是范愿、高雅贤等宿旧左右渐来归附,众至二千人。

  “刘氏主吉”在武德四年(621)由窦建德部将[1]提出。据《通鉴》卷189,参与谋划的还应包括王小胡。“刘氏”无疑是这群人所共同推崇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窦建德部众的构成,再探讨刘氏被提出的原因。

  据《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令同县(贝州漳南)安祖率之,入高鸡泊。后建德入人高士达部伍中。后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兵数千人又尽归于建德。自此渐盛,兵至万余人,犹往来高鸡泊中”。张金称被杨义臣所败,“余散在草泽间者复相聚而投建德”。大业十三年(617),薛世雄率兵3万来讨,建德“悉拔诸城伪遁,云亡入豆子卤亢中”。武德元年(618),又合并了魏刀儿的部下。据此可知,窦建德所统兵由孙安祖、高士达、张金称、豆子卤亢及魏刀儿部众共同构成。

  这些兵士在山东群雄中,最为骁勇善战。《资治通鉴》卷183大业十二年条《考异》引《革命记》曰:

  高士达、高德政与宗族鸠集离散,得五万人,捺涡于四根柳树,入高鸡泊中。德政自号东海公,以德建为长史。俄而德政病死,即有高挡脱继立为东海公……贼之异姓皆欲建德为主,高氏一族不欲更立别人。

  有关窦建德与高氏家族之间的火并,《通鉴》未取。此段记录了高士达家族其他成员之名。高士达部伍中由高氏家族统领,而高挡脱等,不类汉名。高氏一族是否为胡人后裔,值得怀疑。

  张金称及其部下也以凶猛著称。《通鉴》卷183记载,“金称比诸贼尤残暴,所过民无孓遗”。大业十二年12月,金称败而被擒,隋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间,歌讴不辍”。可见金称及其部将确实武勇绝伦。金称被杀后,其部下入窦建德部伍,使建德军更为勇猛善战。

  豆子卤亢最早聚集的是“阿舅贼”。《通鉴》卷181记载,高齐以来,群盗多匿于“负海带河,地形深阻”的豆子卤亢。大业七年,“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宦,赀产富厚。霸道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及群盗起,远近多往依之,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隋书》卷4记大业九年正月乙未,“平原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劫略山东”。李德逸当为刘霸道余部。刘部的刘姓为胡人改汉姓最多者,他累世仕宦,可能为部落大人,霸道喜游侠,仍有族风。李德逸其后无闻,代之而起的是格谦。《旧唐书》卷55《高开道传》略云:

  高开道,沧州阳信人也。少以煮盐自给,有勇力,走及奔马。隋大业末,河间人格谦拥兵于豆子卤亢,开道往从之,署为将军。后谦为隋师所灭,开道与其党百余人亡匿海曲。复出掠沧州,招集得数百人……时开道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儿”。

  高开道因豆子卤亢余部起家,其亲兵义儿有一部分为与之共同逃亡的豆子卤亢亲信。据此,我们不但可以将高开道列入豆子卤亢系统,而且据义儿制,可以推知,高开道即使是汉人,他和他的豆子卤亢部下也都胡化严重。豆子卤亢部众有一部分追随高开道,另一部分则归并了窦建德。

  魏刀儿部众源于王须拔。同书卷54《窦建德传》[2]略云:

  有上谷贼帅王须拔自号漫天王,拥众数万,入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亚将魏刀儿代领其众,自号历山飞,入据深泽,有徒十万。

  王须拔自号漫天王,即使不是胡人,也汉化程度不高。

  综上所述,高鸡泊、豆子卤亢系统的山东豪杰不但以骁勇著称,而且胡化严重,这一点在窦建德军队中也有反映。窦建德及其部将都有不少养子。武德四年,建德虎牢大败,“余党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可见窦建德[3]行养子之制。唐初名将苏定方,“骠悍多力,胆气绝伦”。他在追随窦建德时,“建德将高君雅甚爱之,养以为子”[4]。可见在这部分山东豪杰中,不但主帅,而且主要将领也有养子,用养子建立起一个个类似血缘关系的军事组织,俨然部落兵系统。养子制盛行,正是窦建德将帅胡化的反映。

  在兵制上,窦建德所率部伍采用了胡化的军事组织;在将领的选择上,任用最为骠勇善战者的同时,也吸收了山东士子和隋朝官吏进入其集团内部。据《旧唐书》卷54,“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破宇文化及后,窦建德“又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自余随才拜授,委以政事”。因此,窦建德所统领的集团实际上包括山东豪杰及山东士子、隋朝官吏两部分。

  除新归附的宇文化及以下的隋朝官吏外,最初与窦氏共同举事的士人与胡化性强的山东豪杰的结盟是较稳固的。窦建德集团是一以胡化性更强的山东豪杰为中心,集合士人参加的集团,因此,这一集团内部重大事件的决策,仍主要受山东豪杰影响。刘斌劝窦建德救王世充时说,“若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窦建德救郑,进军洛阳,仍未脱离山东豪杰视洛阳为中心的窠臼[5]。当军队在虎牢不能前进时,建德部下对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旧唐书》卷54记载:

  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使长孙安世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矣。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

  窦建德未必不知道依凌敬之言,郑围即解。但诸将意在洛阳,即使没有长孙安世的重金行贿,对山东豪杰而言,直趋洛阳也比“太行,入上党”更有吸引力。杨玄感、李密、窦建德之败,主要原因都在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对山东豪杰的影响上。

  唐平定东都后,窦建德与王世充同时作为俘虏,被送到长安。唐高祖释王世充而杀窦建德,史家多以为不公。实际上,窦建德必遭诛灭,是因为他领导的是一支胡化性强的山东豪杰与士人结合的部伍,这个集团中无论山东豪杰还是士人,均难为大唐所用。据《旧唐书》卷54,窦建德失败后,其妻兄及所俘隋朝官吏如裴矩等降唐,这部分隋官如魏征等分别为唐高祖、太子建成及秦王李世民所用,但窦氏集团的核心士人并未降唐。据《隋书》卷76《文学传》记载,窦建德中书令孔绍德在建德败后伏诛;中书舍人刘斌专事刘黑闼,后与黑闼奔突厥,不知所终。这些士人均未能效忠新主。武将也是如此,除最早归降的普乐令程名振和胡大恩外,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极少致用于唐者,他们与久奉关陇贵族为主的黎阳、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迥然不同。正因为窦建德统帅的是这样一个稳固、自成体系而不能纳入关陇势力的集团,唐高祖才斩杀建德,以绝这一集团之望。

  平窦建德后,河北诸州刺史皆更为唐官,卢士被派为瀛州刺史,李玄通出任定州总管。[6]唐官吏对建德部将多以严刑峻法绳之。《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七月条略云:

  窦建德之败也,其诸将多盗匿库物,及居闾里,暴横为民患。唐官吏多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

  严治为当时对待窦建德控制地区实施的政策。唐高祖也派遣了安辑山东之人。《旧唐书》卷62《郑善果传》略云:

  郑善果,郑州荥泽人也……建德将王琮获善果,诮之曰……建德又不为之礼,乃奔相州……山东平,持节为招抚大使,坐选举不平除名。

  高祖派一建德部署藐视的并与建德将领有宿怨的山东士人郑善果招抚山东,显然对这次招抚未抱多大希望。善果选举不平,也在情理之中。派郑善果招抚,令官吏严治建德部将,与刘黑闼再次叛乱后高祖欲坑山东人等殊途同归,这表明高祖将窦氏集团视为异类,根本无法将之纳入关陇体系中。而实际也是如此,窦氏的文臣武将均罕为高祖、太宗所用。《新唐书》卷86《刘黑闼传》在高祖征建德故将后有“将用之”三字,《旧传》、《通鉴》无,当是《新传》以意加之。从当时的情形分析,范愿、高雅贤等被召,可能等待他们的就是杨公卿、单雄信的命运。

  刘氏主吉正在这时由这支高鸡泊系统山东豪杰提出。与黎阳、瓦岗寨的群雄相比,这是一胡汉杂揉、胡化更强的集团。窦建德所建的国号夏,也值得注意。除大禹所建夏外,唐以前中国历史上还有十六国时期赫连氏所建大夏。赫连氏为匈奴刘渊之后,此夏国可称为刘氏所建。刘黑闼起事后只将自己原来所称的汉东公改为汉东王,改元为天造,国号仍为夏。卜者是否认为大夏为刘氏所建,故言刘氏主吉呢?待考。

  高鸡泊集团的骁勇善战,超过当时所有的逐鹿群雄。武德五年(622),唐太宗与刘黑闼在州决战,太宗用决水的方式才暂时战胜了刘黑闼。《资治通鉴》卷190胡三省在注文中评论说:

  按秦王之讨黑闼,前后接战,黑闼之众皆决死确斗,特秦王大展方略,黑闼智力俱困而败走耳。秦王之平群盗,黑闼最为坚敌。

  与刘黑闼的战斗是唐太宗平定天下中最为艰难者。两《唐书·刘黑闼传》称,黑闼“设法行政,皆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可见这一集团最为尚武。因此,善战,必定成为这一集团的择帅标准。

  陈寅恪先生指出,山东豪杰为胡汉杂揉的集团,是北魏六镇营户的后裔。[7]刘氏为胡人改汉姓中最多的一姓。由于本身可能具有的胡人血统,山东豪杰中的刘姓者多善战。《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略云:

  黑闼既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建德有所经略,必令专知斥候,常间入敌中觇视虚实,或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军中号为神勇。

  刘黑闼不但善战,而且更善骑射。[8]被范愿等杀死的刘雅为窦建德故将。范愿在统帅问题上首先想到刘雅,可以推知刘雅必定善战,与刘黑闼相类。

  刘兰成、刘世彻,也以善战著称。刘兰成,两《唐书》作刘兰,“颇涉经史,善言成败,然多凶狡”。《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条记其克綦公顺,攻北海城,击臧君相,皆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其善于用兵,可见一斑。关于刘世彻,《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条略云:

  徐圆朗闻刘黑闼败,大惧,不知所出。河间人刘复礼说圆朗曰:“有刘世彻者,其才不世出,名高东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将军若自立,恐终无成,若迎世彻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然之,使复礼迎世彻于浚仪……世彻至,已有众数千人,顿于城外,以待圆朗出迎。圆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彻知事变,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谒。圆朗悉夺其兵,以为司马,使徇谯、杞二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圆朗遂杀之。

  徐圆朗兖州人,曾隶属窦建德。刘黑闼起兵后,兖州等地均群起而应之,可知徐圆朗也是附属于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因而他也信奉“刘氏主吉”,在刘黑闼败亡后,欲迎立另一刘姓为主。刘世彻“名高东夏”,徇谯、杞二州,“所向皆下”,可见山东人对其之心悦诚服。刘世彻不世出之才当也是战略统领之才。宋代洪迈在读史之时,慨叹“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离乱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而被洪容斋首推为天下奇士的唐人就是刘兰成与刘世彻。[9]刘武周也可视为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旧唐书》卷55记载,武周为“河间景城人,父匡,徙家马邑”。

  刘武周在关陇称帝,骁勇善战,震骇关中,也是唐统一战争中的一个劲敌。

  据上列诸刘之例,可知在山东豪杰中,刘姓者善战,可能是一显见的普遍事实。因此,窦建德余部在择帅时,鉴于隋末唐初山东豪杰中善战者多为刘姓之人,在统帅的候选人上提出“刘氏主吉”的原则,希望以此号令建德余部,继续与唐作战。

  范愿等推举的刘黑闼确实不负众望。这不仅表现在刘黑闼的骁勇善战使州之战成为唐太宗统一战争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次,而且在刘黑闼的统领下,这部分山东豪杰也利用了自己的图谶,形成了新的核心,不为关陇集团所用。“刘氏主吉”真正做到了与“李氏将兴”分庭抗礼。

  刘黑闼举兵后,窦建德旧将多杀唐官,举兵响应。刘黑闼州失败后,逃亡突厥,引突厥入寇,流亡在鲜虞的故将曹湛、董康买等复举兵应之。转眼之间,刘黑闼等又尽复故地,迫使一向能征惯战的淮安王道玄败没,齐王元吉畏惧不敢进。最后李建成用魏征之计,采取释酋抚遣的方法,才侵黑闼,但“其党北遁”[10],终未为唐所用。刘黑闼部将的善战,各地豪杰罕能及之;而平后复叛,顽强抗唐的举动更是绝无仅有的。

  刘黑闼占领地区的民风也与其他地区不同。《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附其叔父“游秦传”[11]云:

  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男。时刘黑闼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游秦抚恤境内,敬让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高祖玺书劳勉之。

  廉州的位置,同书卷39《地理志》“镇州稿城”条记载:

  武德元年,改为廉州。其年,陷窦建德。四年贼平,复置廉州,领高木城、鼓城、毋极、(鹿城)四县。

  廉州在恒、定、深、赵州之间,为窦建德、刘黑闼势力所及,民风“强暴寡礼”。《太平广记》卷253“解嘲”条云:

  隋末,刘黑闼据有数州,纵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赏赐,违意者即被屠割。

  上引《旧唐书·刘黑闼传》记载,范愿称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强暴与宽仁集于刘黑闼一身,虽相反,实相成。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胡化性强,因而民风寡礼,只为窦氏、刘氏之用,正是其胡化倾向的反映。刘黑闼部众的骁勇强悍与顽强抗唐也含有种族文化的因素。《新唐书》卷79《隐太子建成传》略云:

  会刘黑闼乱河北,(王)王圭等进说曰:“……今黑闼痍叛残孽,众不盈万,利兵鏖之,唾手可决,请往讨,因结山东英俊心,自封殖。”

  王珪、魏征等曾劝隐太子利用平刘黑闼的机会结山东英俊,但刘黑闼部将为隐太子所用者可能为数至少。《新唐书》卷78《庐江王瑗传》记载王利涉劝瑗曰:“山东豪杰尝为窦建德所用,今失职与编户夷,此其思乱若旱之望雨。王能发使,使悉复旧职,随在所募兵,有不从,得辄诛之,则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可见窦建德、刘黑闼余部与编户等夷,未被擢用。又如《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略云:

  后仕窦建德,建德将高雅贤甚爱之,养以为子。雅贤俄又为刘黑闼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战功。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

  苏定方为刘黑闼手下一员虎将,从刘黑闼平定,苏定方“归乡里”看,河北豪杰“失职与编户夷”是当时事实,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等并未能结这部分豪杰为己所用。

  太宗有瓦岗寨系统豪杰为其效命、尽力,而建成结河北豪杰的举措又未获成功。玄武门事变太宗胜而建成败,山东豪杰的人心向背不能不说构成了一个主要原因。从建成未能结河北英俊看,窦建德、刘黑闼集团确实是一自成体系的独立集团,他们骁勇善战,胡化性强。由这一集团提出的当王天下的刘氏,不仅是一图谶姓氏,而且其中亦蕴含着种族文化问题。

  

    

    

 
作品相关 李唐入关战役详析(转载于沉醉唐风论坛)
 
 
  
  “中原+四角+四边”的九大地域,从更大一个层次上来说又可以先分南北,既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这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南北模式”,因为中国在分裂时期最常见的便是南北对峙。并且几千年历史里,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开发得早,早期其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是北优于南,后期经济中心南移,但政治、军事力量还是北优于南。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统一模式也是北方黄河流域的政权统一天下,唯一的特例在明代。至于本文涉及的隋唐之际,黄河流域还有着全面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我们可以先略看一看。

  九大地域里——

  位于黄河流域的有:居天下之中的中原河南;四角地之关陇、河北;四边地之山西、山东。李唐的统一战争最重要的几场大仗正是在上述几个地区进行的,绝非偶然之事。其道理就在于,在这个时代里,这几个地域开发最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最深厚、人口最多最集中。

  事实也是如此,隋末大乱,重要的割据势力都在这个地区活动。我们按两部《唐书》里隋唐之交诸家“反王”的排位来看:排位第一的瓦岗李密在河南中原;排位第二的洛阳王世充在河南中原;排位第三的窦建德在河北;排位四、五的薛举和李轨在陇西;排位第六的刘武周在山西。其余如关中地区北部的梁师都、郭子和,河北北部的高开道,山东地区的徐圆朗等,势力都不可小窥,几经反复才得以收拾下来。

  位于长江流域的有:四角地之巴蜀、东南;四边地之汉中、荆襄。李唐在这一地区的重大战事明显少得多也轻松得多,根本不能和北方进行的战事相提并论。

  当然当时的长江流域也不是完全无可论者:最强的两股割据势力是占据荆襄南岸的萧铣和占据东南的杜伏威、辅公祏,另外还有东南以南的李子通和林仕弘略值得一提。不过这几股势力从来没有对李唐造成什么重大威胁,见势不妙就投唐的不少,即使有顽抗或造反的,也被轻易解决。

  其实,隋末唐初的长江流域,虽然前有南北朝时期割据江南数百年的南朝历史,但是在经济上来说南朝对江南的开发还是不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比,在政治军事人物上来说南朝的江南华族本来和江南土地的结合程度就有限,杨隋统一以后江南人物纷纷北归,也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观的本土势力。

  我们还可以往外围多看一眼,北方黄河流域再往北是游牧民族占据的大草原,突厥在这里称霸一方,哪怕已经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其势力依旧强劲,不仅在北方胡汉交界区扶植出好几股割据势力,自身亦频频对李唐带来很大压力。而南方长江流域再往南是分隔零碎的丘陵地区,有许多各自为政的“蛮族”部落却无一股强者,自然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威慑力量了。

  因此,在李唐的统一战争中,黄河流域的“中原、两角、两边”是毫无疑问的重点。

  有一句围棋术语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意思是说下围棋的开局,最好在四角里下第一手;其次是在四边上下第一手;最麻烦的是在中部腹心下第一手。这一经验总结,是非常有道理的,且不独围棋如此,进取天下的战略也是如此。

  以围棋棋道而论:

  从四角处开局,两边有边框局限和保护,所以对手的攻击力量最多不过来自两个方向,角落里便容易“做活”,容易先手稳住一片开局的势力,从而为之后的进一步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做活后漏洞少,无后顾之忧。

  从四边处开局,则只有一面有边框局限和保护,做活难一些,那么后一步的行动就可能落人后手,也不太稳固,容易被人找到漏洞攻击。

  从中部腹心处开局,则是四面受敌的形势,做活亦难,落人后手,漏洞也多,一不小心就被人抓住破绽攻入。

  战略也是如此,四角地里容易护持,进攻的敌人只来自一边,便易于在初期建立相对稳固的根据地,从而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以较快腾出手来攻击其他立足未稳的敌人,一旦失利退守角地也不容易被敌人轻易攻破。四边地则相对差一些,中原地区更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都可以此类推。

  黄河流域的两大“金角”是关陇和河北,其中以关陇为中心的李唐成为新一代天下共主不必说,占据河北的窦建德也获得了后世相当高的注意和评价,亦非偶然。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关陇这一角略优于河北。

  从比较单纯的山川河流之势来看,关陇和河北都号称“四塞之地”,然而关陇的四塞比河北要严密得多。

  关陇即今天的陕西甘肃,可分为关中和陇上两块,其中心是黄河上游的关中平原。关中平原的“四塞”地形如下:西面是陇山;南面是秦岭;东面是黄河;北面是陇山、高原和吕梁山共同形成的台地。此一四塞形势相当稳固,也容易被关中平原上的割据势力控制。周因此兴、秦因此兴、汉因此兴、隋因此兴、唐因此兴,此一金角遂成为中国历史前期几大重要朝代的根据地。

  当然,关陇也有不利的地方。四塞之势的反面是平原较小、地形狭促。这样经济发展潜力有限,人口扩张能力有限同时出色人物的产生也有限。以关中平原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往往面临本地区生产不足的压力,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

  实际上在本时代以前,关陇一地从东汉时开始被边缘化,其经济实力文化实力跟不上形势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过总的来说,在这个时代关陇地区还不象后代那样开发过度,其他地区的开发程度还有限。这样一来,关陇和其他地区相比,其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尚不至于落后太多。再加上地形的优势,要在军事上要占优,还是相对容易的。

  因此在南北朝末年,关陇新兴的军事贵族集团成为了此一阶段最后的胜利者。他们的胜利又给关陇地区带来很多政治优势,都城、百官、门阀、军队、物资聚集于此,占据关中就能得到这一切,亦对开局非常有利。

  反之,河北的山川河流所形成的“四塞”,却不那么严密。

  河北的中心是黄河下游的大片冲击平原也就是华北平原。华北大平原的“四塞”形势如下:西面是山西东部的太行山;南面山东中南部的丘陵地区档了一半;东面是大海;北面是燕山。这里我们看到,除了东面的大海在这个时代算得上比较可*以外,其他三面都不那么可*:

  北面的燕山山脉就比较单薄,北方草原上强大的游牧民族攻破容易。

  西面太行山倒确实是崇山峻岭,可那是属于山西的,掌握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势力要抢下太行山还更方便点儿。

  南面的丘陵地区不太高大,又属于山东,甚至只挡得住一半,另外一半依旧是平原,一直连到河南中原地区去了。

  所以河北之“四塞”其实相当开阔,地域牵扯的范围过广,以河北为根据地的割据政权要把四面守住相对辛苦。起于河北的重要朝代也有,比如东汉就是如此。另外,塞外游牧民族拿河北作为进取华夏的根据地和跳板,却是最常见的模式。河北北面山脉浅薄容易突破,塞外游牧民族在河北站稳脚跟比从关陇入手方便。而且塞外游牧民族的初起根基在草原上,倒不太在乎西面山西太行山的屏障,因为可以直接从草原上作大迂回攻击山西、关陇等地区。

  同时,河北的开阔地形,自然带来了经济人口上的优势。黄河下游的华北大平原,有更强的农业生产潜力,在经济基础之上也有更多的人口和更盛的文化。

  在这个时代里,以河北为根据地的政权也不是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希望的。前代有东汉的成例不说,稍早一点儿来自塞外的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也是先占据河北然后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隋末大乱河北涌现了一大批“盗贼”,最后拼胜而出的窦夏势力,给李唐的统一战争带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大麻烦”。唐统一以后,前期输入京师的庞大物资主要亦来自河北,后期河北出现长期的藩镇割据局面中央政权难以控制——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明河北的强势。

  再来看黄河流域的“银边”,既山西和山东。因为黄河流域是东西两角争胜,那么嵌在西角关陇和东角河北之间的山西,其战略意义自然比山东强。

  山西的山川形势总的来说,非常象一个竖插在关陇、河北之间的大楔子。这里有南北纵向的三个大山脉,从西往东分别是:吕梁山脉、太屋山脉和太行山脉。三大山脉之间则夹着两条下陷的平原谷地,因为人类总是多聚居在平地上,所以这两线平原谷底就成为控制山西地区的重镇所在。

  吕梁山脉和太屋山脉之间的是汾河流域,从北向南数来,汾河的流淌在大山里切出了三个比较大的平原地区:最北的大同地区有两块较小的平原,在当时叫做马邑或朔州;之后往南穿过雁门关和一段不长的峡谷,中部太原地区有一块较大的平原,在当时叫做太原、晋阳或并州;之后往南再穿过一段很长的雀鼠谷,南部晋南地区有一块较大的平原,在当时叫做河东。

  以马邑、太原、河东三地串起来汾河流域是山西最主要的平原区域,自然就是山西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人口中心和政治、军事中心。基本上来说,能够控制汾河流域就容易控制整个山西,那是没错的。其中又以太原、河东两地最为重要,因为这两块平原最大实力最雄厚。

  同时山西既然是东西两角之间的“楔子”,从军事角度来看,太原和河东也正好分别成为东进和西进的突破口。太原的东面是著名的井陉关,历代关陇进攻河北,往往以此作为突破点,以关陇为根据地的北周,灭掉以河北为根据地的北齐,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河东的西面则与关中平原隔黄河相望,从河东渡过黄河进攻关中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选择,北周当初也是守住了河东,从而屏护住关中的大门。

  太屋山脉和太行山脉之间有一个较小的盆地,从太原地区南部向东穿出太谷关,再折向南经过一段狭长的谷地,南部长治地区有一块盆地,在当时叫做上党或潞州。这个夹在山里的盆地没有大河穿越所以盆地狭促,实力也弱一些。

  从军事角度来看,上党对河北的重要性强于关陇,因为从这里可以东出滏口关进入河北地区,也可以南出天井关下河南再东进河北。

  “草肚皮”的中原,对于开局来说确实不是个好地方,然而绝对不等于说它不是一个重要地方。中原是四方辐辏之地,四面可达虽然免不了四处受敌,但反过来说四方出击又很方便。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中原不适合作开局,却很适合在“第二步”的时候考虑拿下。也就是说,开局先站稳一角以后,第二步拿下中原,以一角为后方根据、以中原为前击基地。退可守而根据地依旧稳固,进可攻从中原出发横扫其他方向的割据势力有很大的方便。

  中原地区的山川形势似封似闭、四分天下。

  所谓似封似闭,在于中原地区并非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一块,黄河、淮河、山脉等等将中原地区分割包围成四个部分,既:西、中部的洛阳平原、北部的河内地区、南部的南阳盆地和东部的汴淮流域。这四个地方分别对应天下八方,中原辐辏四方,自当如此。

  洛阳平原处在中原之西、中部:西面著名的崤山和不太著名的熊耳山既分割又交通关中;南面伏牛、外方两山隔开南阳;东面著名的嵩山挡在汴淮流域前;北面黄河分开了河内地区。作为中原之中,洛阳平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东周、东汉都以洛阳为都城,杨隋也在关中的长安之外,把洛阳列为东都以控制整个关东地区。洛阳是关东的风流汇集之地,人物艳羡之所,在中国人的人文语境里被视作中国之中、华夏之中、天下之中。在这个时代,这里有杨广倾力建造的洛阳大城,又有古今闻名的几座巨大仓库,资源和人物还是相当丰富的。李密、王世充二强,足以作为洛阳平原重要性的注脚。

  河内地区在洛阳平原以北,当地的重镇有河阳和怀州:西面崤山;南面隔黄河与洛阳平原相望;东面无险平原直通河北;北面则是山西插下来的太屋、太行两山,正与两山所夹的潞州盆地相对。这一地区比洛阳平原更开阔,从关中、山西、河北三地都容易攻入,离洛阳平原又仅隔了一条黄河,往往成为中原攻略的突破口之一。

  南阳盆地在洛阳平原以南:西面秦岭阻隔关中、汉中;南、东两面桐柏山、大洪山、鄂西北山地分割和交通湖北;北面则隔着伏牛、外方山和洛阳平原相望。这个地区和洛阳平原中间阻隔的山脉较厚,不过历来还是比如容易受洛阳平原控制的。南阳平原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用途是南征北伐。南阳盆地往西的一带秦岭山区山势较低,是进入关中的侧门,秦末刘邦一开始就是从这里的武关入秦的,南北朝桓温北伐就由荆襄北上南阳、入关中。黄河流域的北方政权也可以从这里南下,占据荆襄作为进击江南的跳板,后代蒙古灭宋亦从此攻击屡屡襄阳。

  汴淮流域在洛阳平原以东:西面隔嵩山山脉和洛阳平原相望;南面虽有大别山之险,但*着淮河等河流的交通便利沟通东南;东面、北面则和山东河北的平原连接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险要之处。这一地区地势开阔,在东西争夺中往往是河北、山东两地进击中原的一块跳板;在南北对峙中又是南征北伐的跳板。和平年代里则是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和黄河下游及长江流域交通更方便。当经济中心逐渐东移、南移的时候,“中原”这一概念也东移汴淮流域,北宋以汴河边的开封作为首都,正是这个缘故。

  综上所述,以上的两角一边一中原就是即将展开的天下之争里重中之又重。隋唐之交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产生于此,最激烈的战争战役鏖兵于此,李世民东征西讨的活动地区也集中于此。所以这里对这个地区再复述一次——两角:关陇和河北;一边:山西;中原:河南。

  李唐之兴的第一着棋步,就是从山西起手,一子落下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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